每逢農曆九月初九，香港各大墳場與靈灰安置所排起長龍，特別交通安排與掃墓人潮的熱鬧程度，完全不輸清明。
但大家有沒有想過：重陽節在傳統民俗上，原本只是一個登高賞菊、佩茱萸、飲菊花酒的秋遊避災節日，古代並沒有掃墓這項習俗。這個節日，為何會在香港一步步演變成為「第二個清明節」？這個轉變，背後藏着一段長達兩百年的本地文化變遷。
節日起源：登高避災，本來不拜山
重陽節在《易經》陰陽觀念中，「九」被定為陽數，九月九日兩個「九」相重，故稱「重陽」或「重九」。古人認為「九九」諧音「久久」，寓意長壽，視為值得祈福延壽的日子。
現存最早記錄重陽節俗的古籍，可追溯至《呂氏春秋》的《季秋紀》，記載古人在農曆九月秋收後祭饗天帝與祭祖。戰國時期屈原《遠遊》已有「集重陽入帝宮兮」的寫法。到了西漢，《西京雜記》記載宮中每年九月初九都有佩帶茱萸、食蓬餌（即重陽糕）及飲菊花酒辟邪延壽的風俗。魏晉賞菊飲酒漸成風尚，到唐代正式被皇室確立為官方節日。
核心活動是「登高」。為何要登上高處？民間最膾炙人口的是東漢桓景的故事：據南朝梁吳均《續齊諧記》記載，東漢汝南郡出現引發瘟疫的妖魔，青年桓景拜仙人費長房為師，九月初九當天，全鄉人攜帶茱萸及菊花酒登上高山，桓景衝下山將妖魔刺殺，全村因而化險為夷。
最早記錄：兩百多年前已有跡可尋
有人會問，重陽掃墓在香港到底幾時開始？記錄這種風俗的文字紀錄，最早竟然有兩百幾十年。
根據清代舒懋官、王崇熙等纂修的《新安縣志上卷》（清嘉慶二十四年，即1819年版本），書中明確記錄：「重陽掃墓與清明同。餘節大略與荊楚歲時無異。」這句話證明，早在清代，歸屬新安縣管轄的香港地區，已有重陽掃墓祭祖的風俗。
戰後變遷：由「登高多過拜山」到全面普及
雖然清代已有地方誌記載，但重陽拜山真正演變為全港集體習慣，是戰後香港社會發展的結果。
1948年，《文匯報》將登高與掃墓的市民相提並論，兩者並重。到了1954年，報紙報導指出「登高的人要比拜山的人多」「到郊外掃墓的人不多，擠擁情況遠比不上清明」，説明1950年代初多數市民過重陽依然選擇登高郊遊。
到1976年，情況徹底逆轉：當局在重陽節期間特別安排鐵路及巴士班次直達各大墳場。這顯示最遲在1970年代，重陽拜山已經正式取代單純登高，成為全港主流的集體習俗。
為何會如此快速普及？三大因素
歷史學者與社會分析歸納出三大原因：
一、模仿客家宗族習俗。香港客家宗族傳統上在重陽節拜祭祖先、掃墓祭祖，為周邊社群提供示範。新界原居民（客家與圍頭）堅持重陽秋祭，因為秋收後祭拜開基祖是族產分配與身份認同的重要儀式。
二、移民城市的集體擴散效應。香港開埠以來屬於移民城市，不同時期有大量移民湧入。後來者看見本土客家宗族有重陽拜山習慣，便「有樣學樣」跟著模仿。加上香港人口密度極高，這種習俗非常容易在社區間傳播並形成集體行為。
三、公共交通配套便利。政府及交通機構在重陽期間提供特別巴士及火車班次直達各大墳場，大大降低了前往郊外掃墓的門檻，進一步促進市民集體前往掃墓。
香港仔華人永遠墳場：見證歷史的「大簿」
由華人永遠墳場管理委員會（華永會）管理的香港仔華人永遠墳場，於1913年由18位華人領袖向政府爭取興建，1915年正式啟用，是香港首個無宗教背景的華人永遠墳場，象徵當年旅港華人「落地生根」、「以港為家」的轉折點。
華永會收藏多本歷史超過百年、俗稱「大簿」的墓地配售簿及落葬登記簿「葬冊」，記載了蔡元培、周壽臣、利希慎、鄧志昂及區德等近代知名人士的安葬資料。日治時期的「大簿」中，領售人地址記錄了改名街道，「東明治通」即為今日的皇后大道東，「鹿島通」則為現時的太子道。當時「大簿」更記錄了地價，「宿」字台一個墓地售價500港元，在當年甚至能買下整條街。
每逢重陽節帶家人去拜山，這段結合《易經》古老傳説、兩百年本地紀錄、客家移居文化及戰後移民城市歷史的故事，或許正是香港人身份認同最貼地的註腳。
—— 小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