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課堂提及重要歷史人物與事件,學生的反應不再是抗拒,而是徹底的無感。立法會教育界議員鄧飛指出,歷史教育當下最大的威脅,不是學生覺得科目沉悶,而是他們對歷史完全失去知覺:「他們覺得這些東西彷彿來自另一個星球,感到極其陌生,也完全不想去了解。」
薪資差距坐實「文科困境」
冷感背後是赤裸裸的數字。根據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統計,2024/25學年「八大」全職學士畢業生中,文科及人文科學科平均年薪為27.9萬港元,雖有所回升,但仍是各學科中最低,明顯低於整體平均年薪33.6萬港元。在中學升學體制中,多數成績優異的學生在高中選科時,往往將醫生、工程師等專業性極強的科目視為首選。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教授張瑞威直言,對歷史教育傷害最大的,是香港人自己。他解釋,培養文學家或歷史學家往往需要十年才能看到成效,社會習慣用短視的眼光評判文科的價值;加上香港坊間長期存在「優質幼稚園—名校—熱門專業—優渥生活」的刻板階層晉升邏輯,正如嶺南大學校長特別顧問兼立法會選委界議員劉智鵬所指,是教育體制與社會文化僵化的癥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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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啟蒙渠道斷層
為何歷史會變得如此陌生?張瑞威和鄧飛都指出,對他們那一代人而言,閲讀《三國演義》等以歷史為藍本的小説,是當年重要的娛樂方式,對歷史的興趣不少正是從課外閲讀中讀出來的;但這種啟蒙渠道在講求短平快的實用時代,已正面臨斷層,歷史題材的娛樂方式被邊緣化。
兩位資深前線歷史教師梁延敬與潘美芬指,在實用主義導向的社會,以中國歷史科為代表的人文學科常被視為出路狹窄,家長根深蒂固地認為讀中史只能投身教職或入博物館,無形中勸退了對歷史抱有熱忱的年輕人。但梁延敬也指出,隨着過去十幾年、尤其近五年社會大氣候的轉變,大學專業與大多數未來工種之間的聯繫,其實已悄然減弱。
AI時代:乩童還是薩滿
梁延敬與潘美芬指出,隨着人工智能逐步參與教育與工作,學生需要學習如何在信息海嘯中判斷是非真偽、破除偏見;他們認為,歷史教育所賦予學生的同理心、公民使命感以及對命運共同體的認同,是技術永遠無法取代的競爭力。
張瑞威則把人與AI的關係,比喻為民間信仰中的兩種模式:被動附身、失去自我意識的「乩童」,與主動收納、憑自身意志調用神靈力量的「薩滿」。他同時強調,即使進入AI時代,背誦仍是文科教學的重要一環——沒有小學及中學階段對英文文法、唐宋詩詞的硬性積累,學生便缺乏底層地基,無法開展高階的邏輯分析與思辨。守住記憶防線,是AI時代教育不能妥協的底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