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之鋒就《國安法》生效後所犯的串謀勾結罪,本月五日於高等法院被定罪,判囚十年。判詞透露,他早於今年五月、案件由裁判法院交付至高院時已表達認罪意向,並於九月二日在高等法院正式答辯。然而判詞指出,在法律容許範圍內,法庭最多隻能將本案部分刑期,與另案即「四十七人案」尚餘的兩個月零兩日同期執行,變相他被加監約九年十個月。

《國安法》法官譚耀豪在判詞中表示,雖然四十七人案與本案的控罪及犯罪行為不同,量刑整體性原則仍然適用,但同期執行只能涵蓋另案的「餘下刑期」。

刑期為甚麼不能追溯

曾編著香港量刑參考書籍《Sentencing in Hong Kong》的前刑事檢控專員江樂士指出,按照香港的刑事法律,法庭無權將監禁刑期追溯(backdate)到判刑命令下達之前,因為判刑命令自頒令當日起方告生效,故同期執行所能涵蓋的,只限於另一案件尚餘的刑期。

黃之鋒自二零二零年十一月因「包圍警總案」認罪後還押,其後先後就五宗案件判監,原定於二零二七年一月七日完成最後一宗即四十七人案的刑期出獄。律政司於二零二五年六月、黃仍在獄中時,再起訴他串謀勾結罪。

六十七A條與總體量刑原則

在大多數刑事案件中,被告於被捕後持續還押,法院在作出監禁判刑時,一般會將已還押的天數從刑期中予以扣除。法律評論員黃啟暘表示,有關安排源自《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六十七A條,其要點在於被告是否因單一案件而被扣押:倘若被告在同一期間亦因其他案件被扣押,便無法把該段日子直接由本案刑期中扣除。

黃之鋒串謀勾結案判囚十年:認罪五個月中,為甚麼只扣返兩個月? 圖片:Kevin Krejci/CC BY 2.0/Wikimedia Commons

港大法律學院教授楊艾文認為,黃之鋒就串謀勾結案認罪時,正在因另一宗案件服刑,其期間在囚的天數無法直接計算入新案的刑期之內;縱使法官下令兩案刑期同期執行,可涵蓋的也僅限於判刑後兩案刑期相互重疊的時段。黃啟暘則指,同期與分期執行刑期出自普通法下「總體量刑原則」(principle of totality)。

延誤只能作減刑,已觸下限

辯方資深大狀陳政龍今年九月為黃求情時提到,黃已在最早機會認罪;如本案能及時與四十七人案相若時間判刑,計及兩者背景、動機相近,料刑期可同期執行、令總刑期約為判監逾五年,惟因案件涉及延誤,若兩案分期執行,料合計須服刑約十五年,幾乎與黎智英看齊。

楊艾文認為,審判延誤通常只作為求情環節中的減刑因素加以考慮;但由於受《國安法》設定的刑期下限所限制,加上黃被裁定屬「罪行重大」,故即使案件涉及延誤,刑期亦無法調低至跌破該下限。江樂士同樣表示,鑑於黃之鋒的刑期已扣減至觸及《國安法》就「罪行重大」所設的判刑下限,估計難以再為其爭取減刑。黃啟暘續指,即使被告認罪與判刑日期相距較遠、可供同期執行的空間有限,亦不容易成為提起上訴的理據,因為「延誤」無論源於控方還是法庭,均只能體現為量刑上的減讓,而非藉「總體量刑原則」來處理。

一個人的自由被量以天數計算,而「延誤」二字的代價,竟要由被起訴者獨自承受,法庭對此沒有交代。權力的對價,本該有透明而可問責的計算;一個法治社會,不該把程序上的遲滯,悄然折算成加諸在個人身上的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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