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災發生逾 11 個月後，獨立委員會發表報告，公開點名房屋局 IC、屋宇署、消防處、勞工處四個部門失職。
涉及火災政策的四個政策局當中有四名局長，惟僅有房屋局長何永賢以「願意為宏福苑的火災承擔政治責任」為由辭職。她在離任聲明中沒有道歉。特首李家超表示，火災不涉及房屋局局長個人犯錯，房屋局局長仍應承擔政治責任。
其餘三個涉事的政策局局長——發展局局長甯漢豪、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菡——只作道歉，未提出辭職。三局長均指是按行政長官的要求，繼續在崗位上推進行中的改革，並表示會汲取教訓、更好地發揮領導作用。
將今次問責處理放回回歸以來的脈絡，更能看見問責制運作的落差。
2002 年，時任特首董建華引入「主要官員問責制」，將「三司十一局」視為政治任命，問責官員須為嚴重政策失誤、落實政策時的嚴重錯失或個人操守問題下台。
但問責制引入約一年後的 2003 年，時任財政司司長梁錦松因「偷步買車」事件引咎辭職，其辭職聲明中甚至自稱「問心無愧」；同年，時任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在硬推 23 條立法、逾 50 萬人於 7 月 1 日上街後，以「私人理由」提出請辭。
同年的沙士疫情造成 299 人死亡。一年後立法會審視政府及醫管局決定的報告，批評時任衞生及福利局局長楊永強等官員「各方面的表現未能令人滿意」。楊當時表明繼續堅守崗位，兩日後沙士遺屬、淘大 E 座居民郭善雄公開批評其不即時下台是「厚顏無恥」，楊其後以「體現問責制精神」為由請辭。
除政治問責，亦有因個人問題下台的例子。2012 年發展局局長麥齊光上任僅 12 日，便因涉騙取租金津貼逾 70 萬元被廉署拘捕、請辭；2022 年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因在疫情期間參與一場逾百人聚會、違反限聚令而向時任特首林鄭月娥請辭。
回歸前，公營房屋「短樁」醜聞已促使時任房屋委員會主席王䓪鳴於 2000 年 6 月立法會提出不信任動議前夕引咎辭職，而房屋署長苗學禮則留任，後於 2002 年轉任財政局常務秘書。
翻查這份問責下台紀錄，從王䓪鳴到徐英偉，官員下台多與公開的個人爭議、醜聞或立法風波掛鈎；而宏福苑火災這樣的系統性政策失誤，最終只換來一名局長離任，且其離任聲明中未見任何道歉。問責制設立的初衷，是否正被一點一點掏空？
—— 連線日報主編 志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