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2日,一批重點企業在港落户,當中包括人工智能及機器人領域的龍頭科技企業。同期,多家內地具身智能技術夥伴獲邀加入由香港生產力促進局設立的「具身智能國際應用訓練場」。將這兩件事並置檢視,便提出一個值得於法律層面加以剖析的問題:政府近年「搶企業」的產業引入路線,在《基本法》上是否有穩固的依據?

城市大學法律學院公法與人權論壇高級研究員鄧凱在一篇法律評論中,把《基本法》第118條——「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提供經濟和法律環境,鼓勵各項投資、技術進步並開發新興產業」——視為這套邏輯的憲制基礎,並稱之為香港推動創科事業的「最高法律保障與最大政治承諾」。

由「定格」至「授權」的條文解讀

按鄧凱的分析,香港《基本法》起草於上世紀80年代,第五章經濟條款帶有明顯的時代印記,整體上更近乎對原有經濟制度「定格」,而非授權政府主動介入。第118條長期罕有被援引,與「小政府、大市場」的施政慣性互相印證。

他指,轉變出現於2022年之後。「搶企業」在行政長官李家超任內首份《施政報告》中被定位為關鍵戰略,「引進重點企業辦公室」(簡稱「引進辦」)隨之成立,專責吸納全球高潛力創科企業。他將第118條與第109條作對比:後者要求政府「保持」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措辭剋制;前者則以「鼓勵」「開發」等主動動詞,對應資本投入、技術突破、產業成型的完整鏈條,顯示政府面對新技術新產業應「積極能動」。

截至目前,引進辦累計引入七批共142間重點企業落户香港或擴展在港業務,其中創科業佔多數。

產業規劃與AI治理同步推進

鄧凱同時指出,香港首個五年規劃在推進「人工智能+」之外,亦提出檢視法律配套、完善人工智能及數據治理框架、提升市民人工智能素養。《行政長官2026年施政報告》則將「機器人走入社區」試驗計劃、全民AI培訓與七方面風險治理行動置於同一政策章節,顯示產業規劃與治理規劃同步展開。

他又援引新華社與中國信通院聯合發布的《2026具身智能產業創新報告》,該報告提出「有效智能工時」指標,從活躍機器人數量、實際有效工作時長及任務價值密度三個維度,衡量AI進入物理世界後的社會價值。

就治理層面,鄧凱建議政府探索分級、分類監管模式,並提出引入「人形機器人社會影響評估」作為軟法治理工具,即對高擬人度、面向長者兒童等群體、持續進入人居空間的部署,事前評估服務必要性、人類監督、數據使用及技能支持;對工業、物流等低人際交互場景則適用簡化程序。《施政報告》提出建立AI倫理治理框架、推廣應用安全、釐清產品導致意外的責任、制定AI Agent安全管理指引,並由政務司司長統籌、數字辦設立AI專員協助。

問責角度:秩序的「招商承諾」由誰背書

文章的結論是:「可靠的秩序,本身就是最持久的招商承諾。」

站在問責角度,這個表述值得讀者細心檢視。當政府把「提供經濟和法律環境」與「讓新技術被理解、被使用並被妥善治理」掛鈎,實質上便是將創科產業的長遠發展,置於政府自身能否持續維持法治與數據治理公信力的前提之下。條文寫在《基本法》上,但「行動中的法」由誰來監督?

就讀者而言,關注點應放在:這套機制能否真正制衡權力,確保引入的具身智能企業不會繞過公眾監督,以及「機器人走入社區」的試驗能否在數據私隱與人權保障框架下公開透明地推進。

比卡超精靈訓練員。 — 小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