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二十屆五中全會10月29日閉幕。按二十大選出的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人數計算，本次全會參會率不足75%；全會確認33人開除黨籍、1人撤銷黨內職務，遞補10名中央委員，另有5名候補委員在遞補時被「跳過」。
缺席或跳過並不必然牽涉違紀，但這組數字仍非常直觀地呼應了本次全會的主題——全面從嚴治黨，以及中共反覆強調的核心概念「自我革命」。
反腐烈度持續攀升
自2012年中共十八大以來，大規模、高烈度的「自我革命」式反腐逐步展開。中紀委十九大報告顯示，十八大後五年間共立案154.5萬件、處分153.7萬人，當中包括省軍級及中管幹部440人，總量直接超越此前十年的合計；至十九大後的五年，立案數再翻一倍，達306.6萬件，處分人數為299.2萬。
二十大後的高壓態勢未見放緩。年均立案數由接近60萬件一路攀升至突破百萬件；僅2025年，省部級以上幹部的立案人數即達115人；進入2026年，前三季度立案數再度衝上80萬件，並處分68萬人。近五年的立案總量已全面超越上一個五年週期，省部級高官落馬年均過百，「關鍵少數」的查處密度創下新高。
圖片：維基小霸王 Wiki Little Overlord ／CC BY-SA 4.0／Wikimedia Commons
軍隊被視為最能説明「反腐無禁區」的關鍵領域——現屆中央軍委已有數名高級成員及多名將領先後受查。官方將腐敗視為「最大威脅」，而這一查處規模亦凸顯最高領導層打破潛規則的政治意志。
與此同時，「人員懲治」與「制度重構」同步推進。自十八大召開以來，中共已修訂及新訂超過兩千項黨內法規，並在國家立法層面推進《監察法》、《公職人員政務處分法》等關鍵法律的制定。與此同時，紀委與監委合署辦公，使公權力監督涵蓋全領域；派駐監督、巡視巡察「回頭看」以及追逃追贓等機制均已進入常態化運作，藉此把「全面從嚴治黨」置於「全面依法治國」的制度架構之中。
「自我」：雙重角色的結構性難題
理解這一整套動作，須回到「自我革命」這個概念本身。中共將其定位為跳出歷史興衰週期律的「第二個答案」。在現代政治學視野下，多數政党和官僚體系的糾錯動力主要依賴司法、反對黨、媒體、選舉等外部制衡；而將淨化機制完全內置於執政架構內部，由執政者自身對利益結構進行切割，如同要求同一體系兼具「手術對象」與「主刀醫生」的雙重角色。
中共的實踐表明，在特定體制和集中力量的推動下，執政黨確實能激發出極強的內部糾錯動能。但成績單背後亦浮現深層挑戰：長年高壓之下，立案數量與處分人數仍處高位，高級將領和省部級官員落馬頻仍。這固然説明反腐是長期持久戰，亦揭示官僚體系中滋生腐敗的土壤依然頑固。
法規制度的不斷完備，不等於治理效能隨之提高。在程序公開、陽光透明以及外部有效監督等真正能規範權力運行的關鍵機制上，至今仍未取得實質性進展。一些系統和領域發生鏈條式、塌方式腐敗案件，凸顯出審批權力過於集中、資源配置透明度偏低以及「一把手」受監督程度不足等深層結構性弊端。只要深層權力配置未獲根本理順，「不敢腐」便不得不依賴持續的高壓懲治，「不能腐」與「不想腐」的長效機制便難言穩固。
圖片：User:Vmenkov／CC BY-SA 3.0／Wikimedia Commons
腐敗：一個無國界的治理難題
從更宏觀的角度看，腐敗並非某一特定體制獨有的病症，而是各國政治文明共同須應對的挑戰，唯其外在表現因國而異：美國表現在制度化的遊說活動與家族利益的輸送；歐洲則反映在決策遲緩及議程停滯所引發的公共利益損失；不少發展中國家則受到寡頭壟斷國家機器及司法尋租的困擾。
中共反腐敗的特色，在於透過政黨紀律體系，把政治紀律、作風紀律、職務違法與管黨治黨責任緊密結合，承擔傳統體制下由司法、審計、傳媒等多個機構分擔的監督功能，並藉助強大的組織動員能力確保政策獲得高效執行。但當監督者與被監督者同處於一個指揮中樞，反腐成效便高度依賴組織自身的清醒與意志；歷史經驗表明，純粹依賴內在自律，往往面臨可持續性與代際傳遞的考驗。
就人類政治發展而言，迄今仍未出現一勞永逸的防腐模式：競爭性選舉制度雖可確保定期問責，但往往帶來短線政策博弈與資本网關遊說；權力集中體制雖有利於政策執行，卻極度依賴內部糾錯機制能否持續有效運作。中共現正探索一條由強有力的組織主導、將自我肅清機制予以制度化的「第三條道路」，並逐步使之餘現代治理標準對接。這條道路能否經得起歷史檢驗，正是「自我革命」必須向時代交代的課題。
—— 連線日報主編 志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