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紀念孫中山先生誕辰160週年，北京在人民大會堂舉辦紀念大會。國家主席習近平將中山先生定位为「偉大的民族英雄、偉大的愛國主義者、中國民主革命的偉大先驅」，並把「振興中華」與「國家統一」納入民族復興的敍事，明確表示「祖國完全統一，一定要實現，一定能夠實現」，亦指出「在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和九二共識基礎上，願意同台灣各界有識之士開展對話協商」。
在此期間，台灣陸委會藉「統戰宣傳」與「反獨促統」之名，對須依法申請方可赴陸者一律拒絕，並提醒審慎參與。一方是共同緬懷，另一方則是行政限制。同一位革命先驅，被拉成兩套政治坐標。
問題並非出於中山先生，而在於兩岸該如何處理「共同記憶」與「現實分歧」之間的關係。
交流的混淆：參與不等於歸順
先講大陸這邊的邏輯。把孫中山接進「中國民主革命偉大先驅」的譜系，對大陸是合法性資源；對台則自帶「民族復興包含統一」與「不為台獨留空間」兩層意思。歡迎台胞來，但來的是「共同繼承」的位置，不是中性旁觀席。
再看台灣的顧慮。陸委會擔心的不僅是那場大會，更憂慮「共同紀念」會被轉化為「共同接受一個中國框架」；擔心青年、縣市首長與學者赴陸之後，島內推行的「去中國化」課綱及「民主對抗威權」的敍事會被戳穿。今年6月海峽兩岸中山論壇台胞與青年參與創新高，陸委會主委直言「低價招待、全額補助，明顯有統戰嫌疑」；10月起對赴陸紀念活動不予許可，邏輯是一貫的：把交流成本抬高，讓「去」變成政治表態。
然而，這裡存在一個關鍵混淆：交流並非等同於表態，參與亦不等於歸順。 一位台灣學者前往聆聽中山先生的演講、一位青年到中山故居獻花、一位縣長出席兩岸民族音樂會，既可視為對「振興中華」这一近代共用詞彙的認同，也可僅理解為對祖輩那代「辛亥革命」記憶的私人緬懷。把每一趟赴陸都壓縮成「統戰成功與否」的零和賽，反而把中間地帶全部推給對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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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陸委會確實擔憂統戰，妥當做法並非禁止出行，而是讓島內自行將中山先生講清楚——講他反帝、講他建立共和、講他「能夠統一，全國人民便享福；不能統一，便要受害」，而非令紀念會淪為須申請方能觸碰的禁忌。禁令編得愈細緻，愈像承認自己說不過歷史記憶。
不帶立場也能坐下來
中山先生的特別之處，在於他同時身兼中華民國建國者、國共兩黨共同認可的先驅，以及「振興中華」一詞的首倡者。大陸將他納入民族復興的脈絡，台灣則將其置於民國史與本土民主溯源的脈絡，雙方皆無不可，失誤在於把「解釋權」爭成「所有權」。
孫中山晚年改組國民黨、聯合共產黨、主張國家統一，臨終留下「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的遺囑——這句話於海峽兩岸皆具意義。如今兩岸的「同志」無須同屬一個政黨，但可以是同樣希望將人民福祉置於政治核心的一群人。
三個務實的方向：
第一，紀念可以熱烈，措辭可以平穩。 大陸辦大會、發紀錄片、開中山論壇，是主權敍事的正常動作；但若真要「照顧台灣同胞利益和感情」，就別把每一句「統一一定要實現」都做成對台喊話。既然對話協商的大門已開啟，便不宜再以紀念會作為安檢門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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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管制可以存在，但切勿泛安全化。 陸委會要求公務員及須許可人員履行申報，屬行政常態；然而將民間學者、青年、文化人一併嚇退，則是把「風險管理」變成「記憶管理」。真正的危險並非某人赴北京在人民大會堂前拍照，而在於台灣年輕人自此不再知道中山先生曾提出「振興中華」，只知道他是鈔票上被取代的那張面孔。
第三，將交流由「政治表態」降回「生活接觸」。 觀光、教育、音樂會、方誌整理、辛亥革命檔案共享、兩岸青年合寫中山傳——這些事項雖不直接解決統一問題，卻有助於減少誤判。中山論壇青年場創下參與新高，說明需求一直存在，只是被政治化的代價壓制。
形式變了，題目沒變
「和平不會因為一次紀念活動就自然到來，但和平也不可能在持續拒絕對話的環境中建立。」
孫先生160年前所面對的是軍閥、列強與國力積弱；而我們今天面對的則是導彈、課綱與信息繭房。形式已變，課題未變：如何在分裂的時代，仍使人記起自己本是出於同一國家想像的一群人。
兩岸若連一位革命先驅都要切割成兩個對立註腳，那無非是中山先生的悲哀，更是當代從政者的失職。保留一條不受鎖定的紀念之路，即是保留一條不受鎖定的對話之路——這或許才是「振興中華」於2026年最不起眼、也最要緊的歸宿。
—— 連線日報主編 志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