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0月29日，中共二十屆五中全會閉幕。這是時隔十年，再次以全面從嚴治黨為主題的中全會。三天後新華社刊發《中共中央關於持之以恆推進全面從嚴治黨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決定》），把從嚴治黨上升到「鞏固黨的長期執政地位、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高度」。

一組破紀錄的數字

根據公開官方資料，出席全會的中央委員及候補中央委員合計279人，佔二十大選舉產生的376人約74%，創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最低出席率。與此同時，會議確認對馬興瑞、張又俠、劉振立等33人開除黨籍，另對李雲澤撤銷黨內職務，被處分人數之多同樣打破改革開放以來的紀錄。一個會議，出席率創新低、處分人數破紀錄——這組數字本身就説明決策層為何要在《決定》開篇即強調「全面從嚴治黨的重要性緊迫性」。

《決定》把風險歸結為「四大考驗、四種危險」：執政考驗、改革開放考驗、市場經濟考驗、外部環境考驗，以及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離群眾、消極腐敗。其對策，一是「把權力關進制度籠子」「暢通群眾監督渠道」，二是「自我革命」。

「自我革命」的內在張力

「自我革命」的核心是強調執政黨、政府、官員的主觀能動性，本質是自上而下的政治邏輯。《決定》寫道：「把嚴的基調、嚴的措施、嚴的氛圍體現到黨的建設各方面全過程，做到真管真嚴、敢管敢嚴、長管長嚴」「從領導機關和領導幹部嚴起，一級做給一級看、一級帶着一級幹」，都是這種邏輯的典型表述。

這套邏輯有其現實作用。正如俗語所説「上樑不正下樑歪」，處於治理頂端的「上樑」品德、能力，直接決定治理成敗。通過自我革命來確保「上樑」符合德才兼備的要求，是對「讓人民來監督政府」的補充。

但「自我革命」的邏輯有一個無法迴避的結構性問題：它完全依賴於權力頂端的自覺。當「自我革命」變成權力自我審查、自我整頓，問責的起點和終點都在黨內。一旦頂層本身成為問題，「自我革命」便失去執行者。這是中國歷史上治亂循環反覆出現的病灶。

《決定》自己也承認，要「讓人民來監督政府」和「自我革命」兩個答案才能跳出週期率。問題是，這兩個答案在制度層面的關係，究竟誰為主體、誰為補充？

傳統王朝的教訓：群眾路線不能只停留在口號

傳統中國王朝的治亂循環極為清楚：王朝初建，壓力巨大，為政者順勢而為，容易實行群眾路線；承平之後，為政者是否繼續實行群眾路線，極大程度上取決於個人主觀意願。魏徵的判斷——「蓋在殷憂，必竭誠以待下；既得志，則縱情以傲物」——正是這一規律的精煉概括。

毛澤東1945年在「窯洞對」中説：「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這是跳出週期率的第一個答案。但問題在於，「讓人民來監督政府」若不能落實為具體的、可操作的制度安排，便只是口頭上的承諾。

中共黨章寫道：「我們黨的最大政治優勢是密切聯繫群眾，黨執政後的最大危險是脱離群眾。」這句話本身就預示了風險：群眾路線若始終停留在政策、策略、口號、理念層面，而不進入制度化的民主軌道，便會隨時間推移被淡化、被架空。

對香港讀者而言的啟示

五中全會釋放出的最強信號，不是某個官員被處分，而是決策層對腐敗與官僚主義的持續高壓。今年全中國已立案80萬件。

對香港讀者而言，這組數字背後的真正問題是：一個治理任務艱鉅的超大型國家，僅靠自上而下的「自我革命」能保證長治久安嗎？鄧小平1992年南方談話説：「中國的事情能不能辦好，……國家能不能長治久安，從一定意義上説，關鍵在人。」但「關鍵在人」不等於「關鍵在領導人」——治本之道在制度，不在個人。

「讓人民來監督政府」若不能從理念轉化為可執行的制度安排，「民主集中制」便難免在實際運作中偏向「集中」，問責機制便缺乏獨立於權力核心的外部節點。這是五中全會文件字裡行間未正面觸及、卻是長治久安真正的結構性考驗。

以史為鑑，可以知興替。中國治理要真正跳出週期率，「讓人民來監督政府」必須從政治口號升級為制度現實。

—— 連線日報主編 志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