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務員長俸制度再次成為爭議焦點。評論員張遠深近日撰文,以日本公務員改革為例,批評香港公務員長俸制度是特權,並提及日本曾以「30年過渡期」處理舊制權益,認為香港不應只以「合約精神」回應社會質疑。針對此説法,日本研究者李冠儒昨日發表文章回應,補充了日本改革未被觸及的歷史背景與代價。
日本改革:數字背後的背景
據李冠儒觀察,張遠深所引用的「(日本)國家公務員從峰值328萬人降至274萬人」,似乎把國家公務員與地方公務員的數字混為一談。根據日本人事院2026年數據,國家公務員約59萬人,地方公務員約281萬人;328萬人的高峰應為1994年前後地方公務員規模。地方公職人數持續回落,背後的成因涉及市町村合併、行政精簡與地方職務調整等多個因素。
日本改革的歷史背景,源於1970年代石油危機後財政壓力上升,以及泡沫經濟破裂、金融機構危機,加上公眾對官僚體制的不信任。橋本龍太郎政府於1996年11月成立行政改革會議,該會議在1997年12月刊出最終報告,成為2001年中央省廳重組為「一府十二省廳」的基礎。李冠儒認為,有關刪減是橫跨多個階段、由不同相繼上任的首相逐步推動,很難將之歸結為日本以30年時間有系統且積極削減公務員長俸。
人才流失:改革的代價
李冠儒指出,比較研究不能脱離可比性。他認為若只論精英官僚,應比較香港的政務主任(AO)與日本國家公務員中約4,500人的綜合職,並指出AO是通才、綜合職是專才。
相關數據反映,日本公務員年度錄用人數在2012年至2024年間由約25,110人降至18,333人,減少約27%;2023年春季考試的競爭倍率亦曾跌至約7.1倍。但改革後,名校學生日趨遠離公務員系統:東京大學出身的綜合職合格者人數,2012年有412人、2015年達459人,至2024年減至189人、2025年再降至171人;2024年東大出身者佔合格者不足一成,與2015年約四分之一的比例形成鮮明對比。2026年度春季因新增「教養區分」考試,東大合格者回升至291人。
薪酬與工時是兩個可實證討論的因素。日本內閣官房於2020年調查約5.1萬名霞關國家公務員的在廳時數,結果顯示,在年約20多歲、通過綜合職考試入職的群組中,加班逾80小時者分別佔32%及31%。就張遠深所提「30%公務員每月加班逾80小時」,李冠儒認為,該數字究竟混淆了特定年輕精英群體與整體公務員的數據,仍有待釐清。
高壓環境亦導致離職上升:20多歲綜合職公務員年度離職人數,由2013年的21人升至2019年的86人。在薪酬方面,日本人事院的2025年度薪酬調整建議指出,國家公務員月薪較民間同類職位低3.62%;部分本府省綜合職初任月薪已升至30萬日圓(約15,000港幣)以上,惟李冠儒認為其與香港AO薪酬仍有相当差距。
東大2023年度畢業生就業資料亦反映此趨勢:安永策略與諮詢錄用20人、埃森哲17人、ABeam諮詢13人;三菱UFJ銀行則由上一年度的20人減至6人。李冠儒指出,2025年日本全年平均完全失業率約2.5%、有效求人倍率約1.22倍,顯示求職者面對較大的選擇空間。
香港的改革方向
李冠儒在文中亦提及,香港公務員系統正在經歷改革:港府於2026/27年度財政預算案提出在該年度及2027/28年度各削減約2%編制,並表示本屆政府任期內累計削減逾一萬個職位;港府亦已推出工作表現評核優化計劃,於2026年10月1日或之後開始的部分評核週期試行指導性分佈,並明確此舉並非硬性配額。李冠儒指出,此類改革雖能削減公共開支,理論上能增加公務員積極性,但同時存在讓公務員傾向選擇不作為的風險,負面後果值得持續跟進。
他亦提到,香港與日本高級官僚體制存在結構差異:日本高級官僚為專才,長期深耕特定領域,人脈廣泛;香港高級官僚為通才,權力尋租空間有限,跟業界的距離較遠。他認為這亦解釋了兩地在「天降」(退休官員進入受監管機構)現象上的差異,香港合資格退休公務員可受聘有期限工作,但在審批程序、報酬安排及利益衝突規範監管下進行。
就財政情況而言,李冠儒指出,香港確實面臨財政赤字,但與當時因泡沫爆破而不得不進行公務員系統瘦身的日本,經濟情況有很大差別。按香港政府2024/25年度應計制綜合帳目,退休金準備的現值於2025年3月31日達9,248億港元。
李冠儒稱,長俸制度的財政可持續性固然值得討論,而對香港更具參考意義的日本經驗,乃其在保障既有權益、提升新進人員吸引力、控制長期財政責任及防止利益衝突之間如何維持平衡;他期待特首政策組、公務員學院或相關研究機構日後就此開展研究。
—— 以上數據多為單一來源(李冠儒文章引述),讀者宜核實原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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