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大埔宏福苑發生火災，一共造成一百六十八人罹難。隨着獨立委員會調查報告出爐，行政長官李家超在十月二十九日率領七名司局長向全港市民鞠躬致歉，此後六名相關政策局局長亦再於不同場合表達歉意。

然而，這場悲劇的問責還遠未完結。社會普遍認為最難辭其咎的兩名官員——現任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蓓茵，以及已請辭的原房屋局局長何永賢——至今仍未跟上一記問責的步調。

獨立委員會的報告用了極為沉重的字眼，批評政府各部門存在系統性缺失，包括安全規則被違反、規管制度的漏洞，以及執法態度的鬆懈。報告特別指出，若涉事公務員能夠恪守職責、積極跟進，「有可能在火警發生前糾正私營各方的危險行為」。這等於把責任從承建商與前線人員，延伸至整個監管體系本身。

與此同時，楊何蓓茵在面對傳媒時，反覆搬出國際競爭力年報與政府效率排名，強調「整體公務員依然優秀盡責」，卻對災難中的系統性失責避而不談。何永賢的請辭聲明則更受質疑：全篇沒有任何致歉説話，反而用了逾半篇幅回顧自己任內的舉措，讀起來更像是「榮休」而非「引咎」。

對一百六十八條人命的損失，社會需要的不是技術性的程序説明，更不是一堆自我辯護與自我美化。政治問責的核心，在於官員能否超越個人利害，直面自己未能盡職所造的傷害，向公眾作出真誠的反思。

就筆者所見，宏福苑的悲劇是一記問責的嚴厲考題：問責的誠意與力度，決定了公眾對管治的信任。在系統性失責被揭發之後，真正難免於責的官員，必須以與災難相稱的姿態，正面回應社會的追問。

（本段為評論）

—— 連線日報主編 志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