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 2025 年處理的 228 宗青少年自殺危機介入個案中，家庭問題佔比達 29.4%，高於精神問題與人際關係，居各因素之首。
家庭本應是孩子立足社會的起點，但現實中，它有時反成壓垮孩子心靈的最後一根稻草。香港社會工作專科院院士、香港城市大學教授郭黎玉晶指出，「過度糾纏」、「親職替代」、「權力漩渦」與「創傷傳遞」，是構成「有毒家庭」的四個核心機制。
孩子被迫成為「父母」
「過度糾纏」（enmeshment）一詞由家庭治療大師薩爾瓦多·米紐慶（Salvador Minuchin）提出，指家庭成員的心理與情感「黏在一起」。郭黎玉晶舉例：「我曾見過一對母子，媽媽平時總待在家裏，兒子放學回家後就會問：『媽媽，你開心嗎？』媽媽説她不開心，兒子就會説『那我陪你』，然後兒子就坐在那裏純粹陪着媽媽看電視，什麼也不做。」場面看似母慈子孝，實則是孩子的情緒成了母親情緒的映射，獨立個體淪為父母的影子。
「親職替代」（parentification）同樣普遍：父母因故無法履行職責時，孩子被迫承擔超出年齡的家務與照顧責任，甚至成為父母的情緒海綿、傾聽者、安慰者，乃至婚姻調解人。郭黎玉晶指出，家庭中的長子或長女通常最易被「親職化」，也承受最多的痛苦。
權力漩渦與「高敏」絕境
在「親職替代」與「過度糾纏」背後，往往伴隨「權力關係漩渦」：一方家長與子女結盟，共同對抗另一伴，家庭形成互相對立。郭黎玉晶解釋，這與父母「未分化」有關，即缺乏調節自身情緒、成熟處理夫妻衝突的能力，遂把孩子捲入，強迫其「結盟」，甚至將矛盾轉移至孩子身上，把孩子當成代罪羔羊。
這類家庭關係會導致孩子認知扭曲、過度敏感。郭黎玉晶形容，這些「高敏感」孩子「時時刻刻生活在尖刺之中」：老師只是看了他們一眼，便覺得被針對；同學一次失約，便認定對方是壞人，從此斷絕往來。這種非黑即白、極端僵化的思維，令他們極難與他人正常溝通。她補充，認知扭曲、過度敏感的孩子通常具備高危風險：「當他們不開心時，就會陷入盲點，覺得『我無路可走了，只能結束生命』。」
焦慮的「跨代傳染」
養育出痛苦孩子的父母，往往本身也是受害者。家庭問題常經歷跨代傳遞，美國精神科醫生 Murray Bowen 以「跨代傳遞過程」解釋，例如焦慮由外婆傳給母親，再傳給女兒。郭黎玉晶舉例一位母親，要求家中一切完美，每天洗兩三次衣服，對孩子的成績與穿著皆極苛刻，令全家人深陷焦慮；高壓之下，女兒以留學逃離家庭，兒子甚至一度選擇自戕，幸得朋友與老師拉回。而這種焦慮，正源自外婆對她的養育方式。
超長工時壓垮家庭安全網
郭黎玉晶認為，家庭問題不能只靠個人修行修復，部分核心指向過長的工時：工時過長迫使一方成為全職父母，易與孩子過度糾纏；父母工作繁忙，長子女便分擔家庭責任，承受親職替代壓力。高壓生活與缺乏彈性的職場，令父母精力與時間耗竭，更無暇顧及孩子情緒。
統計顯示，全港有超過 26 萬名僱員每週工作 56 小時或以上；接近 5 萬名每週工時達 72 小時或以上，相當於每週六天、每天 12 小時。特區政府早在 2000 年代初期引入「家庭友善僱傭措施」（FFEP），惟成效不樂觀。根據立法會 2025 年會議紀要，僅 14% 的香港公司提供優於法例要求的家庭友善措施；平機會調查則指，九成受訪人力資源管理人員坦言，其機構內部「沒有任何」關於家庭友善措施的書面指引。
關於課後託管，郭黎玉晶建議學校安排體育、音樂、藝術、社交情緒活動，而非讓孩子繼續做功課。特區政府正推行「在校課後託管服務計劃」，並已在《2026 年施政報告》宣佈取消名額上限，參與小學已增至 207 間；惟對比全港 591 所小學，普及程度仍有空間。
她亦強調家庭、學校、社區的共同協作，社工應主動外展，接觸「最高危的家庭往往最為隱蔽」的群體。
—— 連線日報主編 志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