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出生人數再創歷史新低。2025年中至2026年中,全港嬰兒出生宗數僅約29,700宗,按年下降15.6%,為有紀錄以來首次跌穿3萬水平。
為應對此數字,特區政府推出「11招組合拳」,包括延長每胎兩萬元的新生嬰兒獎勵、將第二胎獎金提高至三萬元,並首次設立累進式子女免稅額。政策工具從單一「派錢」轉向税務與房屋的多維發力,方向不可謂不變。然而,有評論指出,如果核心問題未被觸及,再多的政策組合恐怕難以扭轉大勢。
核心問題:不是不生,是不婚
香港生育率低迷的症結,不在「婚後不想生」,而在「根本不結婚」。根據香港大學葉兆輝教授的研究,出生率急劇下降的主因是不婚與遲婚,而非婚後生育比例的下降。數據直觀:25至29歲女性的已婚比例,由1991年的56%跌至2021年的19%;女性首次生育的平均年齡,由1981年的27.0歲升至2021年的32.6歲。
在此前提下,所有以「已婚家庭」為目標的現金獎勵與免税額,覆蓋面本身就極為有限。2024年出生人數曾回升至約36,700人,但勢頭未能持續,2025年即大幅回落,顯示獎勵金能鼓勵部分因經濟考量而延遲生育的夫婦,但對更廣泛的社會價值轉變則無力迴天。
日本的教訓:巨額補貼難救少子化
日本的經歷提供嚴峻警號。自1994年推出「天使計劃」、2003年出台《少子化社會對策基本法》以來,日本構建起涵蓋經濟補貼、託育服務與工作方式改革的政策體系;2024年撥款5.3萬億日圓協助年輕家庭,此後三年每年再投入3.6萬億日圓。然而,總和生育率從1989年的1.57一路滑落至2024年的1.15,出生人數從1949年的269萬跌至68.6萬。
政策投入與產出之間的巨大落差,源於兩個結構性失誤:其一是重「催生」輕「催婚」,支持年輕人走進婚姻的舉措遲至2013年才被納入政策框架,此時未婚率已達30至34歲女性34.6%、男性47.1%;其二是重「形式」輕「實質」,未能觸及性別分工的深層結構,女性教育程度與勞動參與率持續上升,但家務與育兒責任仍不成比例地落在她們肩上。
更深刻的教訓是:生育率一旦跌破某個閾值,政策便極難將其拉回。1974年,日本總和生育率首度跌穿更替水平,當時並未採取行動;直至1995年跌至1.42後才着手補救,其後生育率再未回升至1.5以上。
香港需要的不是更多派錢
有評論認為,新世代不婚不生,很多時候是「不願」而非「不能」。政策可以降低「不能」的門檻,卻難以逆轉「不願」的趨勢。住屋固然是導致延婚的重要因素,但單靠住屋政策未必能自動改善結婚率及生育率,除非配合整體社會價值觀的轉變,形成合力。
与其寄望「組合拳」能帶來嬰兒潮,不如回應一個更現實的目標:幫助「想生但不敢生」的人踏出一步,同時為婚姻不再作為生育前提、家庭形態日趨多元的社會做好制度上的準備。
—— 連線日報主編 志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