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拉靠「繞開社媒」反敗為勝
巴西總統大選第二輪投票已告結束，年過八旬的盧拉以大約3.58%的票數差距，成功反敗為勝。在第一輪投票中，盧拉陣營曾暫居下風，落後約200萬票，當時外界普遍預期其難以逆轉選情。短短三星期內，其競選團隊將「盧拉大軍」WhatsApp頻道迅速擴展為覆蓋全國的數字傳播網絡，透過人工智慧生成影片、網絡迷因及點對點轉發，繞過傳統媒體與公開社交平台，直接進入選民手機。
值得關注的是，這一事件引發了對數字時代「外國干預」概念的重新審視。巴西最高法院於選舉完成後展開調查，內容包括部分與美國保守派組織有聯繫的資金流、競選過程中是否動用境外資源，以及大型社交媒體平台的內容推薦及廣告投放機制，有否對不同政治訊息造成不均衡的擴散影響。
演算法成「隱形干預」？
文章作者李頴彰（執業律師，暨南大學政治學博士候選人）認為，過去的外國干預多指政治獻金、外交施壓或情報活動等傳統手段。而在數字時代，演算法的資訊分配能力已演變為一種新的「結構性權力」——它無須直接介入政治，只需改變資訊流動方式，便可能影響公共討論。
將視野由巴西轉回香港，一個關鍵課題隨即浮現：在部分美國背景的社交媒體平台被質疑可能利用演算法影響資訊曝光度的情況下，特區政府及本地政治團體長期把主要公共傳播資源投放於該等平台的現象，實有值得反思之處。
作者指出，以往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的投票率普遍較低，相關討論多聚焦於政治冷漠、公民參與意欲衰退等問題。然而，若從資訊傳播結構出發，不同政治訊息在數字平台上的實際傳播效果，是否可能存在「結構性差異」？該等差異未必反映為直接的審查或內容封鎖，而更可能潛藏於推薦機制、搜尋排序、廣告投放及演算法權重等不易察覺的技術環節之內。
資訊主權與動員鴻溝
作者進一步認為，「資訊主權」並非只關乎言論內容的管理，更在於一個社會能否掌控自身資訊基礎設施的運作，避免公共資訊流通過度仰賴外部平台。若公共討論長期倚賴由境外企業擁有及營運的平台，論述空間難免會受到有關企業的商業利益、平台規則、價值取向及法律管轄環境的制約。
由此帶出的政策課題是：香港有否需要逐步建構一個更具自主性及多元性的數字傳播生態？作者認為，這並非用一種平台取代另一種，而是藉擴大資訊傳播渠道的多樣化，以減低公共資訊系統對單一外部基礎設施的依賴。
此外，文章亦強調，盧拉陣營的逆轉關鍵在於從未將政治動員侷限於網絡空間。與部分高度依賴流量邏輯的政治運動不同，盧拉的支持者同時滲入大學校園、工會組織及地方社區，依靠基層組織建設，建立起穩固而持久的支持網絡。「觸及不等於認同，認同不等於參與，參與不等於動員，而動員亦未必最終轉化為選票。」數字平台擴大訊息覆蓋，社區組織則累積信任、推動具體參與。
—— 連線日報主編 志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