憲政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雅詩透露，特區政府制定首個五年規劃時，沒有設定過於僵硬的經濟指標。她稱，是出於不希望加深社會對香港走向計劃經濟的疑慮。
談及規劃落實，她又指出，目前的優先次序應放在達成目標上，而不應放在研究未來若出現未達標情況時應如何問責的機制上。
評論｜方向規劃可以接受，但不能豁免問責
官員的這番闡述，把問題挑明瞭一半：既然社會對「走向計劃經濟」存有疑慮，官方的應對是把經濟指標設定得較彈性，以避開該等聯想；而當被問及目標未達時應如何交代，答案是「達成目標」優先，問責放在其後。
兩個細節，值得公眾持續追問。其一，「五年規劃」是香港首個同類文件，其經濟指標既不作僵硬設定，「達標」便缺乏可獨立核驗的客觀標準，規劃成效最終只能由制定者自行評估。其二，「潛在短板」的問責被明確後置，意味著目標未達時，未必觸發任何即時的交代機制——指標不硬、問責不急，規劃便只剩方向性宣示。
問責並非口號，而是一組制度安排：有可衡量的目標、有公開的進度交代、有未達標時對社會的解釋責任。就現時的表述而言，最後一項被推至「潛在」與「日後」。當「避免加深疑慮」成為規劃設定的考慮，便説明社會對該規劃存有關注；而「問責」被視為可以後置的事項，這份關注便缺少回應它的機制。方向性的經濟規劃本身可以接受，但任何公共規劃都不應豁免檢視：目標如何量化、進度如何公開、未達標時由誰向社會交代，這些答案不應留待規劃完結才補上，而應在規劃制定之初即予寫明。一份規劃若不能被核驗，便只能被相信；而公眾對它的信任，不應建立在相信之上，而應建立在可核驗的安排之上。
—— 連線日報主編 志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