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10月，荃灣、九龍街頭血光迸裂，70年後的今天，熟悉這場「雙十暴動」的人已不多。它其實是戰後香港死亡人數最多的一頁：死亡人數達61人，比1967年的「六七暴動」還多。

把這場暴動放回當年的冷戰與國共內戰，才看得清它如何煉成。

雙戰構造下的香港

「雙戰構造」由台灣思想家陳映真提出，指國共內戰與國際冷戰相互重疊，形成1950年後兩岸分隔的歷史條件。身處其中的香港，成為連接兩個隔絕社會的中間地帶，也是國共兩方角力與接觸的前線。

「雙十暴動」並非孤立事件。早在1952年雙十節期間，親國民黨群眾便曾襲擊左派工會；到1956年，李鄭屋徙置區移除旗幟與雙十徽號，再次引發衝突，並迅速演變為大規模暴動。

在港發動政治攻勢，是國民黨政權「反攻大陸」綱領的具體實踐。香港地處冷戰前線，鄰近中國大陸；又因由英國管治，成為台北少數仍可伸入大陸的前進基地。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林孝庭教授表示，在韓戰期間，台灣情報機構於香港的重要任務之一，為建立地下組織及渠道，當時各支仍在大陸境內進行反共游擊作戰的敵後部隊，由該等渠道獲得後勤支援。林孝庭又指出，國民黨政府在港澳進行的地下活動，於1960年代曾經走向極端，在華南各地實施多宗恐怖攻擊。1964年12月，警方在北角英皇道一帶拘捕大批國民黨特務，查獲大批軍火槍械、約250磅高爆炸藥及引爆裝置。

多方角力

1956年，美國在港扶助反共但反蔣的「第三勢力」，英國透過香港維持對華經貿，台北則把香港視為反攻大陸的前沿，各方力量在此互相角力。

10月13日，街頭暴力牽動外交，周恩來與英國駐華代辦歐念儒交涉，要求保護中國居民及機構。南京大學温柏堅教授認為，北京透過該事件對英方施加壓力，但未實際出兵，正反映倫敦在維持殖民管治的同時，亦須留意北京可接受的底線。

暴動同樣波及歐洲。瑞士《共和國》記者恩斯特・赫爾布根據瑞士聯邦檔案指出，10月11日，瑞士領事館館務主任弗里茨・恩斯特與妻子在九龍乘搭的士時遭暴徒襲擊，汽車被推翻縱火，妻子其後因嚴重燒傷死亡。瑞士早於1950年已與北京建交，赫爾布指出，瑞士政府因同時考慮對華及對英關係，採取相對低調的處理。

平衡與鐘擺

雙十暴動結束後，港府拘捕並遣送部分與國民黨有關的人士，惟相關組織網絡並未被拆除。

温柏堅將英方容許各方政治力量留港的做法，形容為一種微妙的平衡：殖民政府掌握軍警、行政及司法權力，而國共兩派則各自保衛其社會基礎。右派發動衝突後受港英政府壓制；左派於1967年發動暴動，同樣遭鎮壓——50至60年代的香港因而出現近似「鐘擺」的格局。

此事亦留下制度上的印記：雙十暴動促成港府強化防暴力量，警察訓練營（Police Training Contingent）即於1958年成立，專責負責防暴、人群管制及重開受阻道路，其後亦參與應付1966及1967年的騷亂。

歷史並非如煙。這場冷戰年代香港最血腥的衝突，提醒的是一個不舒適的事實：當各方在本地角力，街頭的普通人才是真正付出代價的一方。

比卡超精靈訓練員。 — 小智